第191章 歷史岔路口：提交《关於若干歷史经验的建议》

  1964年9月，北京的秋天来得格外早。

  四合院里的槐树叶子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簌簌地落。王恪站在树下，手里拿著一封刚收到的信——是娄晓娥从香港寄来的，通过正常邮政渠道，但用了只有他们懂的暗语。

  信很短，像普通的问候：

  “表哥：寄来的家乡特產收到了，姑母尝了很喜欢，说味道正宗。家里一切安好，新种的菊花开了，金黄色的一片，很漂亮。天气转凉，记得添衣。晓娥”

  翻译过来：资料安全收到，赵明远教授很满意，实验室进展顺利，秋天到了注意身体。

  王恪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但另一块更重的石头压了上来。

  他知道，现在是歷史的关键节点。

  原子弹爆炸成功了，国防有了基本保障。但接下来呢？歷史的经验告诉他，接下来十年，这个国家可能走向內耗，可能错失发展机遇，可能让无数人的努力付之东流。

  他必须做点什么。

  不是通过系统，不是通过技术，而是通过更直接的方式——建言。

  但建言需要策略。不能太超前，不能太尖锐，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认知水平，又要包含足够的前瞻性。

  王恪在书房里坐了三天。

  桌上铺满了稿纸，写写划划，撕了又写。他要写一份《关於若干歷史经验的建议》，不是从政治角度，而是从技术、经济、民生角度出发。

  切入点很重要。

  他最终决定从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教训说起——这是所有人都痛心的记忆，也是所有人都在反思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