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7章 高层震动与「再议」的决断

  1965年4月22日，上午十点，北京。

  中南海西侧的一间会议室里，烟雾繚绕。

  长条会议桌前坐著七个人，都是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。每人面前都放著一份文件——正是从广东加急送来的《关於设立特別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》。

  会议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。

  “荒唐！”一位头髮花白的老同志拍著桌子，“这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翻版！『两免三减半』？那社会主义的税收原则还要不要了？”

  他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，姓赵，以原则性强著称。

  “老赵，你先別激动。”对面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平静地说，“这份草案我仔细看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外匯紧张，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，確实是个路子。”

  这位是外贸部的李副部长，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，思想相对开放。

  “什么路子？”赵副主任更激动了，“这是要把帝国主义引进来！同志们，別忘了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！靠的是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！不是靠外国人的施捨！”

  “赵副主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另一位参会者开口了，他是国家经委的孙司长，“草案里写得很清楚，加工区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。外资企业必须遵守我国法律，僱佣我国工人，原料进口和產品出口都经过海关监管。这怎么就是引进帝国主义了？”

  “那『一站式服务中心』呢？”赵副主任翻到草案的某一页，“『赋予必要的经济管理权限』，这算什么？国中之国吗？”

  会议室里又是一片爭论。

  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，他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著，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。

  等爭论声稍歇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同志们，先不要急著下结论。这份草案，我看了三遍。”

  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很有分量。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。